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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投资而言，首先，中国还是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，可以在中高端产业上面去升级，好的投资机会有很多。其次，基础设施，中国这些年做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城市之间，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还是很不足。再来，环保也要投资，城镇化也要投资。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，在经济疲软时，其他发达国家也应该搞投资，但是它的产业已经走到世界前沿，如果产能过剩不太容易找到好的投资机会。它们的基础设施是好的，无非比较老旧，环境是好的，城镇化已经完成了，这是中国跟发达国家不同的地方。
1至11月，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3244亿元。其中，发行一般债券17702亿元，发行专项债券25542亿元。按用途划分，发行新增债券30367亿元（包括新增一般债券9070亿元、新增专项债券21297亿元），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2877亿元。
因此，从增量资金性质看，除了外资，社保养老、险资、银行理财都将是A股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。并且，这些资金的投资风格、考核久期都与外资较为类似，更加注重中长期配置，核心资产必然是其最重要的配置方向。总结而言，随着后续外资重回流入正轨，公募 “抱团”趋势延续，社保养老、险资、银行理财等增量资金逐步入市，核心资产的统一战线正在建立，将成为资金配置的集中方向。
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，基金行业也迎来了开放的新契机。笔者认为，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，有利于提升行业国际化水平，同时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产管理机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行业的发展壮大，还离不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支持。这些法规体系，对公募基金投资运作、销售管理、信息披露管理等进行了明确的细化规定，确立了风险自担的产品设计和销售规范、强制托管制度、每日估值制度、信息披露制度、公平交易制度以及严格的监管执法体制，推动公募基金成为投资者保护更为充分的行业。
2019年，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（含期权）结售汇顺差合计为204亿美元，上年同期为逆差119亿美元。但不论缺口正负，月均只有十多亿美元。而在2015和2016年，每个月缺口动辄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。在此背景下，不论“守7”还是“破7”，有关部门都只是恢复了部分宏观审慎手段，而未采取新的外汇管制措施，在坚守汇率政策中性、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同时，恪守了监管政策中性，保持了执法标准跨周期的一致性、稳定性和可预期性。
“估值差”套利吸引PE从PE参与中资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获利动机来看，境外资产的低估值有望在并入国内上市公司后进行一波估值提升，是多数PE参与其中的主要原因。江立勤告诉记者，由于目前国内很多创业板及中小板公司的市盈率普遍偏高，40倍、50倍市盈率的不在少数，而海外收购公司按照市场价，也就是15到20倍左右的水平。“所以很多上市公司的做法就是，只要有估值差就收购，收购完后，上市公司靠新增盈利继续撑起高估值，与此同时，市值也跟着快速做大，也就是所谓的市值管理。”
